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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金農現為斯坦福大學終身教授，是該校經濟系依貝爾國際經濟學教授，他還長期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及發(fā)展中國家提供貨幣政策和經濟金融發(fā)展政策的專業(yè)咨詢。
麥金農在當代金融發(fā)展理論方面有卓越貢獻，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并被許多發(fā)展中國家（包括中國）應用于本國金融改革實踐中。此外，他對東亞匯率問題的研究也影響深遠，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思路及路徑選擇。 |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界的研究領域不再局限于發(fā)達國家市場經濟的范圍，一大批經濟學家把目光轉向了眾多欠發(fā)達國家經濟問題的研究，創(chuàng)立了一系列關于欠發(fā)達國家改革與發(fā)展的理論。其中，在世界經濟界引起轟動并深刻影響了發(fā)展中國家金融改革的經濟學理論，要首推羅納德·麥金農
(Ronald I. McKinnon)
的金融抑制論。
麥金農1935年7月生于加拿大埃德蒙頓，1956年獲埃爾伯塔大學文學學士，1961年獲明尼蘇達大學博士學位，同年執(zhí)教于斯坦福大學。1969年，被斯坦福大學授予終身教授，并自1984年擔任該系依貝爾國際經濟學教授至今。
麥金農以敏銳、嚴謹的治學態(tài)度，致力于國際經濟學和經濟發(fā)展理論的探索和研究，著述頗豐，成就斐然。同時，他還是一位應用經濟學家，自1965年起就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洲開發(fā)銀行以及廣大發(fā)展中國家提供貨幣政策和經濟金融發(fā)展政策的專業(yè)咨詢。中國金融改革思路，也有一些巧妙之處得益于他的理論。
締造當代金融發(fā)展理論
發(fā)展中國家為什么發(fā)展遲緩？過去，經濟學家簡單地將其歸結為“資本匱乏”。因此，發(fā)展中國家若要實現經濟騰飛，要么提高儲蓄率，要么引進外資，以加速資本形成。但是，這些理論難以解釋實踐。麥金農開創(chuàng)性地提出，發(fā)展中國家的貧困，不僅在于資本的稀缺，更重要的是，金融市場的扭曲造成了資本利用效率低下，抑制了經濟增長。1973年，他出版了《經濟發(fā)展中的貨幣與資本》一書，集中表達了他關于“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那套獨特理論。
麥金農認為，發(fā)展中國家的市場“割裂”,
即大量的經濟單位被互相隔絕，金融市場尤為如此。大量小企業(yè)和住戶被排斥在有組織的資金市場之外，如果它們要投資,
不是依賴于外部融資，而是依靠內源融資，必須要有一個時期的內部積累。內部積累是它們進行投資的先決條件,但采取的積累方式不是實物形式,而是一定時期的貨幣積累,因而貨幣對于積累（投資）具有“導管”的功能。當積累以貨幣持有形式進行時，持有人會要求貨幣不會貶值并有一定的收益，這一收益等于存款的名義利息率同預期通貨膨脹之差。
麥金農放棄了傳統貨幣金融理論中貨幣與投資對象（實質資本）是相互競爭的替代品的假設，提出了一種新的觀點，認為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補”的。這一收益率越高，人們就越樂于持有貨幣，此時的貨幣成為投資的先決條件或渠道，內源融資的資本形成機會也會擴大。但當這一收益率超過了實質資產的收益率時，貨幣與實質資本之間的“互補”關系就變成了“替代”關系。
發(fā)展中國家之所以欠發(fā)達，就是由于這一收益率太低，甚至是負數。這可能是由于利率被人為地壓低，也可能是由于通貨膨脹,或兩者兼而有之。這種情況被稱之為“金融抑制”。金融抑制政策一方面損害了儲蓄者的利益，削弱了金融體系集聚金融資源的能力；另一方面向借款人提供了補貼，刺激后者對金融資源的需求，造成金融資源供小于求的局面，國家往往根據自己的偏好分配金融資源，這損害了金融體系在配置資源中的功能。
怎樣消除“金融抑制”？麥金農進而提出了他的“金融深化”理論：發(fā)展中國家應該通過放松利率管制、控制通貨膨脹使利率反映市場對資金的需求水平,使實際利率為正，恢復金融體系集聚金融資源的能力，達到金融深化的目的。
一些發(fā)展中國家參考該理論來指導本國的金融體制改革，都取得了成功。但是，拉美、亞洲金融危機的相繼爆發(fā)及其惡劣的經濟后果，引起了國內外學者對金融深化理論所提倡的金融自由主義的反思。
20世紀90年代以來，麥金農在總結發(fā)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實踐的基礎上，認為次序不當或支持不足，是步入金融開放的發(fā)展中國家陷入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并開始了金融自由化次序與漸進性問題的研究。1991年，麥金農出版了另一本名著《經濟自由化的順序——向市場經濟轉型中的金融控制》，給出了金融自由化的政策順序。
麥金農指出：經濟轉型中的金融深化必須按照一定的次序。根據麥金農的分析，金融深化的宏觀次序應該如下：第一步，平衡中央政府的財政，財政控制應該優(yōu)先于金融自由化。第二步，開放國內資本市場之前應先穩(wěn)定物價水平。在轉型的開始階段必須以強有力的行動硬化貨幣與信貸系統，使實際利率為正利率，強制長期負債企業(yè)償還債務，并嚴格限制信貸流動，直至價格水平穩(wěn)定，在此基礎上才可能逐漸開放國內資本市場。第三步，改革對外貿易和外匯體制。當國內貿易和金融自由化成功后，外匯自由化也存在著步調適當的問題。其具體步驟是先統一所有經常項目的匯率，避免多重匯率，以提高對外貿易的效率，然后恰當地制定貿易政策，用顯性、逐步降低的關稅來代替配額制和其他行政干預。只有到了國內借貸能按均衡利率進行，通貨膨脹得到明顯抑制以致無需貶低匯率時，資本項目的外匯才能自由兌換。麥金農認為，資本項目的外匯自由兌換通常是經濟市場化次序的最后階段。
破解東亞匯率選擇的困境
麥金農及其合作者很早就開始關注東亞匯率問題，在主要對日元匯率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關于東亞匯率的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當人民幣升值問題成為國際熱點問題后，麥金農將其東亞匯率理論應用于中國，提出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一系列主張。
亞洲金融危機后，東亞的匯率選擇問題就引起了人們的空前關注。1997年，麥金農的新著《美元本位下的匯率：東亞高儲蓄兩難》出版了。一如既往，麥金農憑著對東亞經濟體匯率選擇約束條件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做出了不同于主流看法的判斷。
亞洲金融危機之前，除日本外的東亞經濟采取的都是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金融危機期間，除中國外的所有經濟體都不得不進行本幣貶值以應對沖擊。由此，讓匯率更有彈性地浮動或盯住貨幣籃成為外界的主流建議。然而，危機過后的事實卻是：這些國家又出現了盯住美元的回歸。
為何這些國家還不能汲取教訓？麥金農通過細致的考察發(fā)現，全球美元本位制和東亞經濟體（除日本外）存在的害怕浮動現象是導致這種選擇的原因。在當前世界上大部分地區(qū)（除歐元區(qū)外），美元在國際貿易結算和國際借貸中起著主要作用，在東亞地區(qū)更是如此，存在著世界美元本位。世界美元本位是歷史決定的，并且這種局面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會有本質的改變。而大部分東亞經濟體其國內金融市場是不完善的，缺乏一個有效的遠期外匯市場。為方便厭惡風險的微觀經濟主體進行套期保值，抵消遠期外匯市場缺失的影響，政府傾向于提供一種非正式的套期保值機制：保持短期和中期匯率的穩(wěn)定。
麥金農教授進一步提出了“高儲蓄兩難”假說，并以此假說分析了東亞匯率困境的根源。麥金農指出，由于經常項目的持續(xù)順差，大多數東亞經濟體已經成為國際債權國。任何無法以本幣對外提供信貸的國際債權國都將出現貨幣錯配問題。一方面，隨著美元權益不斷累積，私人持有者越來越擔心美元資產的貨幣風險，開始拋售美元資產，購買本幣資產，本幣因此又面臨內部升值壓力；另一方面，外國競爭對手不斷抱怨持續(xù)的經常項目順差是由于貨幣的人為低估，指責這種“不公平”的貨幣操縱行為，本幣面臨外部升值壓力。國外要求本幣升值的商業(yè)壓力越大，國內美元持有者就越是憂心忡忡。在這種情況下，債權國政府面臨兩難的選擇，如果允許本幣升值，就會引發(fā)通貨緊縮，經濟最終陷入流動性陷阱；如果不讓本幣升值，國外就會以貿易制裁相威脅。
基于現實的選擇，謹慎的麥金農給這些深陷“高儲蓄兩難”的國家開出了一劑藥方：完善東亞美元本位，即每個東亞經濟體都盡可能地保持其本幣對美元的匯率穩(wěn)定，大家同舟共濟，任何一國都不應單方面做出匯率固定或浮動的決策。他認為，這劑藥方不但會改變東亞經濟體經常項目順差的現狀，還能防止通貨緊縮和經濟下滑。
針對人民幣升值壓力問題,麥金農近年來發(fā)表了一系列學術文章。他認為，在美元本位下，對像中國這樣有經常項目盈余的債權國施加重商主義壓力，迫使其貨幣升值，或讓匯率更為“靈活”都是錯誤的。僅僅是對匯率持續(xù)且不確定的升值預期就會干擾以工資增長調節(jié)生產率增長的自然平衡，從而惡化中國所面臨的潛在通縮問題。
此外，升值預期還會導致金融市場出現零利率流動性陷阱,從而使央行在面對未來實際貨幣升值所導致的通貨緊縮時束手無策。他以日本為例，運用多種分析手段展示了日元在“廣場協定“后被迫升值對日本整體經濟的影響，包括通貨膨脹、經濟長期停滯等等。他認為，無論是貨幣升值還是貨幣升值的威脅性預期,都將不可避免地造成經濟蕭條,同時無助于解決國際貿易收支失衡問題。 |